當然，這個家族的名人自然不止這兩位。比如主修馮淑的丈夫丁祖庚，字端甫，號朗西，南京海軍學校航海科畢業，三等文虎章，海軍中校，駐粵海軍艦隊司令部參謀長，民國甲子曾協修宗譜。他的兒子丁忱，字寶恂，民國34年哈佛大學經濟系畢業，獲博士學位。回國后任資源委員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處長，著有《中國工業化資金積累》（英文）、《新民主主義的勞資關系》、《須調整公私關系到擴大土產交流》等，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第四、五、六屆常委，全國政協委員，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

　　據家譜卷首“歷朝丁氏纂修家譜執事目”載，明嘉靖庚申初編垂香集宗譜，然后依次在清康熙壬子重修宗譜、乾隆庚午三修宗譜、道光庚戌四修宗譜、光緒甲午五修宗譜（丁福保為三纂修之一）、民國年甲子六修宗譜（主修錫鏞、錫鈞、福保、錦，總纂寶書，協修祖庚等），此1954年的修本已為七修譜。其中丁福保參與了光緒二十年、民國十三年兩次修譜，都是主修之一。就是這七修譜，其實也是由他倡議下發起來的，丁錦在《無錫南塘丁氏第七修譜序》中說：“公元一九四七年，族兄仲祜（即丁福保）首先提議第七次續修。”只是譜成之時，丁福保先生已駕鶴西去。一生之中有機會參與家族三次修譜的，也不多見。

　　七修譜析為九卷首一卷，共分四冊。有意思的是，不像其他家族的族人領譜保管一般都領四套，而是分開來印，也是分開來領收的。這四冊家譜，譜載：“共印一、二冊各肆拾本，三、四冊各柒拾壹本。”這是因為在建國初期，家族財源緊張的緣故。丁錦在序中說：“因為修費大（太？）多，照原格式粗粗地估計，要七八千元，所以打算改用續編的格式。上次已經有的，改為正編，第七次新編的，作為續編。印的時候，但印續編，費用比較省，就比較容易成功……總共費用一千元為限，由幾個人湊成，我本人出十分之四，朗西夫人（即馮淑）出十分之二，其余由財力比較寬余的人湊足。”

譜印成后，最末附油印“丁氏七次續修宗譜收支清單”一大張，其中有“已定譜叁拾玖部，贈送譜貳拾柒部，尚存譜五部存馮淑處”句。這贈送的二十七部家譜，也有說明：“另例贈捐助人士及辦事人員于后，每位壹部。”獲贈家譜的人士中，外姓人員有七位之多。除北京的萬鈞曾被聘為“纂修”、馮淑是本譜的主修之一外，其它幾位都有撰寫的文稿收入譜中。其中最為著名的一位，就是學貫中西的大學者錢基博先生（1898-1958）。

　　《無錫南塘丁氏真譜》中收錄了錢基博于1954年6月“端肅拜表”的《丁忠惠夫人阡表》，云：“夫人諱有榛，字山美，無錫孫氏。父筱坨先生，在前清光緒朝，以數學教授河北，張皇幽渺，與同邑華衡芳、徐中虎兩先生齊名驂駕，而通之制器尚象，開一國風氣之先者也。教澤漸被，久而彌劭，夫人濡染家學，兼習中英文字，通知四國之為。年二十五，作嬪將軍……而夫人救死扶傷，倡設北京女界紅十字會……基博孫氏之所自出，而夫人則中表姊也。”

　　實際上，除了孫夫人這層關系，錢基博與丁福保也頗有淵源。兩人同為無錫人，錢比丁僅小十三歲。兩人都對《老子道德經》有研究。丁福保著有《老子道德經箋注》，錢基博著有《老子道德經解題及其讀法》，都有一定的影響。錢基博對丁福保的學識也是深為佩服的。1952年華中大學思想改造運動開始，錢基博在“自我檢討書”中就提到：“因為我讀了同鄉丁福保著的《東文問答》一書，略懂一些日本文。”吳忠匡在《吾師錢基博先生傳略》中也說：“（先生）嘗稱：‘……嚴氏《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邑人丁氏《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及清修《全唐詩》、《全唐文》。通讀一過，人有論評，而于其人之刻有專集者，必取以校勘篇章，著錄異同。’”華中師范大學圖書館藏錢基博贈書書目中，就有丁福保的著作數部，如《算學書目提要》《佛學大辭典》《說文目錄》等。

　　故錢基博獲贈《無錫南塘丁氏真譜》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只是與當時其它家族于家譜秘不示人的風氣大相徑庭，從中卻也可以看出丁氏家族的開明和對文緣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