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認祖歸宗，靠的是姓氏祖譜，皇室的玉牒、普通百姓的祖譜、家譜，就是歲月傳承的家世檔案，直到今天，國人在對組織和管理機關填寫有關申報表格的時候，還保留有“籍貫”一欄，籍貫實際上就代表著祖居地望的意味，它和姓氏一起構成了一個人的人文地理記憶。

　　夏商周以來，中國人就有家譜，詩人屈原官居三閭大夫，職責就是掌管楚國昭、景、屈三大姓的家譜，而漢代司馬遷寫的《史記》里就記述了大量上古以來的政權更迭和諸侯世家歷史的權威性資料，而成為先秦時期的家世性經典文獻。南北朝時期，講究士族門閥制度，官分中正九品，看重出身的門選制度大行其道，家譜就成為選官、通婚的重要鑒證檔案，是以政府、豪門士族很重視篡修家譜，至隋唐，政府開始設置專門機構，多次編寫大型譜牒著作，著名的有《氏族志》、《姓氏錄》、《元和姓篡》、《皇室永泰志》、《唐皇玉牒》等。宋代更有著名文人歐陽修、蘇洵等人參與編譜修譜，使宋以前的家譜由維護門第、選舉、婚姻為目的而擴展為宋以后的家譜具有尊祖、敬宗、收族等具有的教化功能，家譜的記載也擴展到了整個宗族制度。有了教化功能，等于修成了一件統治工具，當權者的重視就可想而知了。其中，明清兩代的家譜編修無疑達到了封建社會的最高峰。如清代家譜在旗人襲爵、入仕都要查驗家譜，而清代皇帝玉牒二百年間共修28次，平均不到10 年就續修一次。明代嘉靖年間，張憲、張輝陽主修的《張氏統宗世譜》，記載了張氏遍及全國15 個省，1470多個點的117個支派，只有民國初年山東孔府修的《孔子世家譜》的規模可與之比美。

   家譜既然是家族文獻，免不了帶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官修則可假他手粉飾家族，自修則更可自我方便作偽。封建社會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則自覺不自覺地按照儒家禮制來重塑祖先形象，規范祖先言行，掩蓋祖先劣跡，抹去不良影響以獲得主流文化的認同，所以中國家譜最大的流弊就是作偽，尤以宋代以后，明清兩代為烈。

   今人徐建華在《中國的家譜》一書中總結了中國家譜作偽的六方面表現，可謂切中其弊：

   第一, 在姓氏朔源上攀龍附鳳，以上古和漢唐以來的帝王將相、貴胄名臣為本氏族始祖或遠祖，亂認他人做祖先，這連譜學大師歐陽修、蘇洵等人都不能免俗。以明清兩代為例，通常林姓上朔至比干，陳姓上朔至南朝陳武帝陳霸先，李姓為李耳、黃帝，蕭姓為蕭何，趙姓為宋代帝室等，不一而足；

   第二，為提高家族地位，亂標地望。所以王姓必瑯铘，李必隴西，張必清河，劉必彭城，周必汝南，顧必武陵，朱必沛國，鐘必穎川，應已成為通例；

   第三，世系雖遠，卻不可靠。名清以來的家譜，通常將家族遠祖或始祖上溯至遠古，然而歷代世系又十分清晰，甚至數十代、上百代代代不亂。一個家族十代八代延續完全有可能，十代以上就應該存疑義，而上百代的連續記錄又怎么能夠靠得住呢？這是因為后代續修家譜，大多來源于記憶，附會或抄錄史書、志書和其他圖書，這些資料的來源本身就不可能百分之百準確；

   第四，在一些遷入異地發展的家族中，大多在始遷祖身上大做文章。最典型的例子，宋朝以前的家譜中記錄家族中的功名、官爵且顯赫的特別的多，而到了明清以后則十分稀少，這是因為明清以前的資料稀少，可盡情作偽，明清以后對科舉和官員履歷可證明的資料太多，作偽則容易暴露；

   第五，書善不書惡。在幾乎所有的家譜凡例中，都有家譜寫法的“不書”條目，即不讓入譜的標準，大多是“不道、亂倫、亂宗、絕義、辱先”等，這樣就使得所有的家譜中就只有好人、正義君子而見不到壞人，“我在墳前愧姓秦”大約就是如此。歷史上的大奸大惡之徒，如李林甫、秦燴都是既沒有祖先父母，也沒有子孫后人，從哪里來的也不知道，非常有趣；

   第六,為了炫耀目的，借助有地位名人為族譜增光，比如收入一些皇帝的賜文，如圣旨、敕書、上諭、賜詩，以及一些官方文書，如告示、公文之類，同時宴請歷代外姓名臣碩儒寫序作跋、書寫題詞、贊詞、頌詩等，其間偽造或篡改，移花接木改頭換面的代筆之作屢見不鮮。

    秦始皇是個有作為的大革命家，起碼在“姓”與“氏”的問題上，秦滅六國后開始一錘定音，“姓”與“氏”合一為姓氏，周代“分封制”影響下的1745個“氏”全部變成了“姓氏”。《中國姓氏尋根》載：到南北朝至隋，“崔盧王謝”為四大望族，唐代李世民見到官修宗譜仍延續前載便怒斥：我李氏貴為天子，“崔盧王謝”已經衰微，為何還持之不變？遂下詔改李氏為第一望族，公孫氏為第二望族，而“崔盧王謝”自然往后順延。唐高宗后期，武則天干政，開始修編《姓氏錄》，令五品以上的官員全部入譜，然后根據職位高低確定姓氏高低，此舉大大提高了武則天皇后的聲望與地位，為武則天以后順利接掌李唐政權奠定了基礎。從以上事例可以看出，中國古代的家譜文化與中國的“官文化”是緊密相關的，顯擺家譜，無非是想向世人表明，自己祖上出過官員，認祖歸宗也大多以先祖為皇室帝胄、名臣賢相為榮，這與當今修志紀念豐功偉績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可否認，歷代家譜的文化價值在凝聚人心、后世認祖歸宗和促進團結等方面有積極作用，而其史料價值就不敢視為言之鑿鑿的真跡了。中華民國編錄的《孔子世家譜》，向來被視為名譜之最，孔姓也曾被視為天下第一望族，有孔子這一高大全的偶像猶為不及，還要上溯始祖至商湯，進而上溯至商祖契（傳說簡狄吞燕卵而生商祖契），不啻為畫蛇添足一樣的笑話？今有河南人號稱中華伏羲研究會的一幫人著書《中華萬姓歸宗》，言說天下萬姓，同歸太昊伏羲氏，其拳拳倡中華萬姓歸于一統之情尚可理解，然以天下萬姓，歸于一個神話傳說生造出來的所謂“人文始祖”，從史料價值上說幾近謬然，這中新儒家的論調豈不是另一種赤裸裸地公開作偽？這樣一種偽作基礎上的文化價值不知道又為多少華夏后世子孫所認同？恐怕只有時間的歷史去驗證了。再看看最近搜狐網上所謂“全球追認祖先”之類的話題居然成為焦點話題就可以知道，現在的主流話語和文化流向主權荒謬在哪里了，不由人不感慨良多，這就是我書寫本博文的原因了